中国宪制、法治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在对公权力加以严格监督制约的同时，鼓励公权力执掌者积极干事创业。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国务院原法制办公室于2008年开始推行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的初衷就是提升行政复议的社会公信力、消除人民群众对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可能产生的官官相护的疑虑，采取的措施包括引入外部委员、完善审理机制等。[17]行政复议解决的行政争议数量偏低，离实现行政复议成为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一目标尚具有较远的距离。

准司法说与司法说的核心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因为‘准司法的‘准字无非是想表明这种‘司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的。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一直是阻碍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发展的桎梏。就裁决主义而言，其虽然主张行政诉讼的程序标的是复议机关的维持决定，但就诉讼标的而言，依然是原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原告的权利主张，基于人民之权利救济之实效性要求，避免反复争讼，原告提起裁决撤销诉讼，仅是呈现要求撤销裁决本身之诉讼的外观，实际上可谓系使与裁决共通违法事由之原处分失其效力，而排除原处分所生违法状态，并求为回复原状之诉讼。因此，从复议决定的维持率明显降低和复议决定撤销率大幅度提升两个方面来看，可以证明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制度确实实现了立法的预期目的，起到了倒逼行政复议机关认真履行复议职责的作用。[37]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长此以往，行政复议申请人或许会选择用脚投票，不再选择复议，而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4]其中，倒逼行政复议机关积极作为，改变其大量作出维持决定而成为维持会的局面乃是主要考虑因素。这为隐私保护带来了新课题：在工业社会，隐私信息属于私人领域，通常不发生被利用的问题，因此，隐私权旨在防御外界的不当利用。

由此，隐私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私人空间、私密领域以及未进入陌生人关系的隐私信息。首先，就个人信息的概念而言，个人的不是对价值判断的修辞，无从判断信息的敏感度：敏感信息也好，一般信息也罢，都在某种程度上可识别到个人，难以为行为人提供明确预期。隐私信息既已进入陌生人关系，便不受隐私权保护，但在许多情况下又有保护的必要，故另设个人信息一词，以示与隐私的区别。如果消费者为了获得其所需要的服务和商品，除了同意别无选择，那么这种选择和同意就是臆想的和不切实际的。

以人格标识为例，姓名本身为他人提供方便，只要不妨碍权利主体的利益，他人就可以自由地使用。[39]人们通常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个人信息一词，这也是本文使用隐私信息代替个人信息的原因。

正如沃尔德曼（Waldman）所言：与其接受传统理论关于公共和个人的区分，我更愿意认为信赖语境下的信息披露仍属于隐私。（二）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证成 诚然，在自我表达和日常生活无须频繁披露敏感信息的社会中，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尚可应付，只是在排除政府干涉个人分享的隐私信息时有所不济。对于这个问题，《民法总则》制定时曾有一些讨论，但因问题复杂和意见分歧未形成定论。不过，新近以来反对立场渐多，要点在于：在信息社会背景下，主体对信息进行控制及完全的知情同意并无可能。

由此观之，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已力不从心，这便动摇了独立权说和传统隐私权说的根基。有学者认为，私人的生活和秘密领域实际上非常模糊，而且也往往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此即个人领域包含社会交往之命题。被共享的个人信息包含购物习惯、金融交易、性取向、阅读选择、网络浏览、基因组成、医疗信息或者政治倾向等。该进路突破了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有其积极意义，但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命题仍系领域理论的思维延伸，未能顾及隐私概念内嵌的关系维度或者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

我们必须认识到，匿名化具有相对性，个人总能在特定的语境和额外的搜查中被识别。相对标准建立在信息共享基础上，因此，在向第三方披露信息时，只要存在特定的可信赖之关系，仍属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3）删除第812条中的或者权利人同意，修改本条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因为此处的权利人同意属于隐私权人的权利内容，无须通过法律予以明确。或者说，在大数据时代，用户的个人数据本身并无价值。

其二，在理论上，如前所述，虽然沃伦和布兰代斯从未明确隐私的关系维度，但其认为隐私概念绝不限于绝对的个人领域，而是包含特定关系在内。因此，在认定个体的隐私权是否受到侵害时，应当在综合考虑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裁断。（4）删除第814条第1项中关于信息收集、使用的征得被收集者同意原则，以契合信息社会的现实。虽然本案中原告的主张未获支持，但依此判决，只要其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已向他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受法律保护。在大数据时代，原先作为隐私信息看门人的控制机制，要构成现在信息披露的有效限制几乎不可能。据学者考察，在德国法上，秘密与公开的相对性产生了如何平衡个人领域与社会交往的问题。

二是即使结合其他数据也无法指向特定个人。同时，为防止已匿名信息重新具有敏感性，应禁止对匿名信息进行再识别。

在沃伦和布兰代斯之后，普罗瑟（Prosser）从侵权角度对隐私作了进一步界定，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个人信息的身份识别性，是其与隐私的基本区别。

另一方面，独立权说又难以区分隐私利益与个人信息利益，无法否认隐私涵盖个人信息基本内容的事实，或者认为人肉搜索也是隐私侵权的表现。例如，在必要共享之外搜集个人的敏感信息，应当获得主体的明确许可。

事实上，沃伦和布兰代斯之所以撰写《隐私权》一文，也是因为沃伦的家族隐私被媒体侵犯，这已超出绝对隐私的范围。因此，探讨《民法总则》111条规定的规范性质，即是追问个人信息人格利益能否为独立的人格权利。法院认为，宪法第四修正案并未禁止从知悉信息的第三方主体获得信息，即便披露此种信息存在被用于有限目的以及第三方不会背叛的信赖之假定。在场景理念的思维之下，隐私信息合理利用的判断标准有二：第一，是否符合用户的合理隐私期待。

年龄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成为公民个人的隐私，反之则不必然……为合理使用有限资源，宅基地审批通常需要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隐私判断的场景理念排斥所谓的被遗忘权。

二是在主动搜集信息时，搜集主体必须予以明确告知，如告知进入监控领域等，否则可能违宪。因此，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的敏感个人信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只是敏感度显现与否取决于特定情形。

在于震环诉嘉年华北京公司肖像侵权案中，法院认为：隐私权的具体范围受权利个体的特殊身份、受关注程度以及公共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也源于‘隐私本身的相对性。令人遗憾的是，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规定，不仅未对隐私与个人信息进行有效区分，同时立足于信息控制理论，采取了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

由此，隐私信息的界定就实现了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三）隐私共享的类型化分析 隐私信息的必要共享模糊了信息利用的积极、消极边界，也使隐私信息上的公益和私益难以区分。这种主张除了未直接使用相对性用语之外，与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无实质差别。但工业社会中的隐私信息虽未超出隐私领域，也存在家庭、朋友圈等本地社区之间的共享。

但同时（第三人）被叫方在接听电话前，同样有权知道谁给自己打电话，以便决定是否接听来电，这与主叫方保护个人生活安宁、免受他人侵扰的意图一致。本文认为，在《民法总则》110条已规定隐私权等人格权的情况下，第111条规定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却不使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在解释上应认为第111条是对隐私权内容的宣示性规定，而非确立独立的个人信息权。

这种对隐私公开的绝对理解，既是独立权说与传统隐私权说的共同特征，也在我国立法、比较法上大为流行，但其既忽视了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与隐私判断的动态模式相悖，也与隐私的本来含义不符。既然我们必须与他人交往，便会发生必须分享个人信息的情况。

原告已经向他人披露信息，就有必要承受被信赖的朋友或熟人可能违背信义的风险。最后，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后续挖掘和价值开发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